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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法律與生活》封面報道:探究圣運律所高勝案率背后…

2019年01月15日 16:42 來源:北京圣運律師事務所_集團訴訟網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正好40周歲。”王有銀說。

       作為改革開放的同齡人,高大帥氣的王有銀真正做到了“不惑”。無論是講述代理案件的幕后故事,還是解讀創辦、管理律所的理念,他的話語之間都投射出對律師職業、律所、律師行業的清晰認知。

       11年前,王有銀以“吃螃蟹者”的姿態把征地拆遷類的行政案件作為自己的律師專業;8年前,他開辦了一家以征地拆遷法律服務作為“主營業務”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圣運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圣運律所)。

       如今,這家位于北京市廣渠門雍貴中心的律所依舊像當初定位的那樣“只為被征收人維權”。通過公司化管理的方式,律所各項指標保持高速增長。

       作為團隊的領軍人物,王有銀如何處理管理與律師業務、自身利益與律所投入、律師與當事人方面、律師與政府方面等一系列關系?又是通過什么因素,讓圣運律所代理的案件保持著極高的勝訴率?

       為了打開問號,《法律與生活》記者先后于2018年6月、11月對王有銀和圣運律所工作人員進行了采訪。王有銀律師登上《法律與生活》封面

1.與“民告官”案件的緣分

       作為改革開放的同齡人,王有銀趕上了法治進程中一個重要節點——司法考試制度的確立。這一年即2002年,走出法學院不久的王有銀參加了首屆全國統一司法考試并取得了山東某市第一名的好成績。

王有銀律師

       這意味著,王有銀的律師夢就要實現了。

       在很小的時候,王有銀心中便駐扎下了一個律師夢。

       那是20世紀90年代之初,少年王有銀來到一座沿海城市串親戚。大人去上班之后,這名天生有一顆好奇心的少年會四處走走。收入他眼簾的景象,既有開放城市的繁華,也有被查身份證的畫面——那些沒有隨身攜帶身份證的人,有很大概率會被送進收容所。

       查身份證的場景,嵌入了王有銀記憶深處,也引發了他的思考。他不由自主地把這些情景和電視劇里的律師聯系在了一起。在他通過香港TVB看過的港臺片中,不乏律師慷慨激昂地為弱勢者吶喊的情景。他在想:“自己能不能像電視劇里的律師那樣,來幫助老百姓理清哪些事情是合法的,哪些事情是違法的?”

       也是在那次“串親戚”時,王有銀還有一次難忘的經歷。

       一天,王有銀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外出時,被幾個穿著類似警察制服的人攔下。對方讓他出示自行車證,他拿不出來,對方便要對他罰款。最終,由于自行車證在車主那里,他身上又沒錢交罰款,自行車便被查扣。

       “我的自行車是借來的,人回去了,車卻沒了。親戚問車被誰扣了,我也說不清。”在20多年后回憶往事時,王有銀依舊感慨不已。

       “將來有一天,我要改變這種現狀。”為公眾的法律需求和自身的安全需求,王有銀立下如此誓愿。

       考大學時,王有銀選擇了法律專業。大學畢業后,他把律師職業作為唯一選項。在以優異成績通過司法考試并拿到律師資格證后,他進入當地律師行業并度過了職業生涯最初的五年時光。

       在那段時間里,王有銀曾為不少韓資企業擔任法律顧問并深受歡迎,也曾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做法務工作。但是,最能牽動他情懷的卻是一起“民告官”案件。

       那起“民告官”案件的當事人王峰(化名)是王有銀的一位親屬。他駕駛小轎車通過一個鐵道路口時,被一列火車撞得車毀人傷。那個被歸入“無人值守”之列的路口因為與村莊主干道交叉而危險陡增,實際上有人看守(看守人在事發時脫崗)。王有銀代為去找鐵道部門交涉,得到的答復是“路口有警示標志”,言下之意撞了白撞。

       后經深入調查,王有銀發現了一份鐵路部門對事發當天的道口值班員所做的處分決定。原來,值班員是因參加婚禮而擅離職守。以處分決定作為證據,王有銀再度與鐵路部門交涉。但是,對方依舊認為自己無責任。

       案子就這樣陷入僵局。

       王有銀請教了一些律師同行,也咨詢過法官,得到的答復都是“這個案子打不贏”。因為對方有過錯且認定“結果不應該是這樣”,王有銀便繼續尋找突破口。后來,他鍥而不舍地查資料、找證據,終于發現了事發路口的設計不規范問題——此處在修建鐵路時挖出一個凹槽,讓視野大大受限,司機在距離鐵道只有20多米時才能看見火車,正常情況下根本沒有避險時間。

      基于此,王有銀代表親戚把鐵路所屬的威海市政府和鐵路部門起訴到了當地的鐵路運輸法院。

      在受理案件之初,法官的話令王有銀至今印象深刻:“我們的工資是鐵路部門發的,你們這個案子不可能贏。”這句話讓他深切地體會到了普通人在糾紛面前的無助。

      相關障礙,除了法官在鐵路部門領工資外,還有他們心中“汽車是和火車搶路”的刻板認知。但是,在聽了王有銀關于出事地段的鐵路設計存在問題的陳述后,法官的認知發生了改變。最終,案件以調解的方式畫上句號,鐵路部門和地方政府承擔了30%的責任。

      這樣的成果,對初出茅廬的王有銀是極大的鼓勵。據此,他確立了一個認知:“政府的很多行為是可訴的,而且官司可以打贏。”

      因為一份執著和對事物的清晰認知,王有銀的律師業務很快便風生水起。后來,一方面因為“在地方上執業”會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錘煉自身的實務能力,他于2007年來到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律師”。

      仿佛冥冥中有一種緣分,在北京供職的第一家律所,王有銀代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一起征地拆遷案。從此,他與征地拆遷業務結下了不解之緣。

      那是2007年11月底,河北省遵化市幾位村民來北京請律師維權。王有銀頭天接到案件,第二天一大早便乘坐長途汽車趕往拆遷現場。到達現場那一刻,他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擊中了——雪后的遵化,天寒地凍,大批被強拆房屋的村民棲息在一片瓦礫中搭起的窩棚里。

      拆遷有手續嗎?政府在拆房子前發過文件嗎?你們拿到過補償嗎?王有銀拋出這些問題后,村民的回答都是“沒有”兩個字。

      當村民的頭搖成一片時,王有銀驚呆了。“這么冷的天,沒有文件,沒有說法,沒有給一分錢補償,就把這么多房子拆了?”他說,自己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實性。

      彼時,“冤死不告狀”的觀念依舊盛行。如果不是走投無路,村民不會走上“民告官”這條路。

      在事發時的2007年,只代理征地拆遷案件的律師可謂鳳毛麟角形容。在王有銀的印象中,北京的律師圈子里,專門代理征地拆遷案的律師不超過10人。原因在于,多數律師無法確定征地拆遷是否能成為一個律師業務方向;有的律師則認為“代理征地拆遷案是和政府作對”,因而退避三舍。

      29歲的王有銀卻有獨立的認知。在他看來,律師這一職業的本分是化解社會矛盾,不是和誰作對。當時的宏觀背景是,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強調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這樣一來,政府工作就需要監督,而民眾和律師是不可或缺的監督力量。

王有銀律師和他的當事人在一起

      “提起訴訟,是用法律手段幫助地方政府糾正錯誤。”王有銀說。基于這樣的認知,進入北京之初,他便張開年輕的臂膀擁抱了征地拆遷法律業務。

       回頭再說遵化市那起案件。通過王有銀的努力,遵化案件被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高度重視該案的該院行政庭庭長親自審理此案。最終,案件在村民獲得足額補償的情況下調解結案。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站在化解矛盾的立場上處理案件并取得良好效果,令王有銀深受鼓舞。遵化案件旗開得勝,加之對征地拆遷法律服務大有前途的認知,在代理遵化案件后,王有銀把征地拆遷業務作為自己律師生涯中的業務發展方向。

2.辦一家有服務標準的律所

       2010年歲末,圣運律所經北京市司法局批準成立。32歲的王有銀和四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對律所的定位是“專門代理征地拆遷案件”。

       雖然王有銀很年輕,但他是起步于2007年左右的征地拆遷律師專業的奠基者之一。在這個行業里摸爬滾打三年之后,他的突出認知有兩點:第一,這個業務領域壓力巨大。第二,這個領域應該有個統一的業務標準。

       律師業是一個與個體經驗和智慧高度相關的行業。一個行業共識是——每位律師代理案件的“技術”都是獨一無二的。循著律師業的這一“慣例”,初創階段的征地拆遷律師業也是律師個人各顯其能。

        “由于大家的認識不同,加之律所都實行提成制,結果你有你的標準、我有我的標準。”王有銀如是描述當時的狀況。由于沒有統一標準,在辦案過程中啟動程序時,有的律師可能只啟動一個程序,可王有銀卻會啟動幾十個程序。

        由于沒有標準可以參照,王有銀只能摸索著往前走。在代理了一定數量的案件后,王有銀對標準有了清晰認知。

        這位善于思考的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就把自己所在的律師行業定位于服務業。“律師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是服務業,就要有標準。沒有標準,談不上專業。”王有銀如是說。

        在進入征地拆遷律師領域不久,提煉標準,便成了王有銀的日常。

        事實上,王有銀對標準的提煉和創立建立在提升辦案質量的基礎上。面對案件,他想得最多的問題是如何把案件調查清楚。

        “調查得越清楚,我們提供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越準確。律師提供的內容越準確,在法庭開庭或者和政府談判時,越能獲得法官和政府官員的理解與信任。”王有銀告訴《法律與生活》記者。

        到2010年下半年,王有銀決定創辦一家“有服務標準”的律師事務所。

王有銀律師闡述律所發展

 

        “一家律師事務所到底該辦成什么樣”,是王有銀當時思考最多的問題。思考的結果是:“不做規模最大的律所,不做最賺錢的律所,做一家偉大的律所。”

        對“偉大”,王有銀如是解讀:“不是別人辦案子你也辦案子,而是在辦案子的同時對法治進程有所貢獻。”基于此,在當時律師機構幾乎都是綜合性律師事務所的情況下,他決定創辦中國第一家專門代理行政案件的律師事務所。

        對王有銀的選擇,認可者寥寥。有的律師覺得代理征地拆遷案件太累,有的律師則不愿意和老百姓打交道。在他看來,大家對行政法律服務領域誤會太深。

        “越是沒人做的事情,越是需要有人去做,需要有人去倡導。”王有銀說。他所倡導的東西,有一定高度:“法治中國的建設每年都在進步。在進步過程中,律師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承載著王有銀的夢想,北京圣運律所于2010年12月28日誕生。

        自那時起,圣運律所便沿著一條專業化、標準化的路徑前行。而提煉和修改標準的習慣,王有銀保留至今。如今,王有銀通過10年時間“一條一條地摸索”,已經提煉出108條征地拆遷案件規程。這些規程,讓年輕律師在入職圣運律所后有了坐標系并能以較快速度修煉出良好的專業能力。

        帶動圣運團隊快速成長、圣運律師走上發展快車道的上述規程,即將由法律出版社結集出版。透過其中“一斑”,可窺見“全豹”。

        王有銀團隊代理的案件不乏矛盾和沖突劇烈的群體性案件。面對這類案件,他們創設了“主動和政府方面溝通”的方法。在受理案件后,圣運律所會給政府機構發“溝通函”,站在化解矛盾的立場上,表達希望代表當事人與政府進行溝通的訴求。“溝通函”發出后,不少政府部門會主動同律師建立聯系。這樣一來,圣運律師在為當事人提供服務的同時,在當事人和政府之間搭建了談判平臺。

        圣運律所的“溝通函”消解了不少拆遷官員關于“律師制造矛盾”的誤解。

        “組合訴訟”,也是王有銀提煉的規程之一。

        這一規程,來自王有銀對政府行為的觀察。他發現政府行為具有連貫性。就土地開發來說,項目開發先經發改委立項,再進入規劃許可環節,然后進入土地開發環節。

        因為法院審理“民告官”案件時只對政府文件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如果文件在形式上沒有問題,法官就會判定政府行為沒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王有銀團隊把最后一個環節上的土地管理部門作為被告,往往難以有好的結果。

        “法官一錘定音后,問題就不好解決了。”王有銀說。

        為了讓法院對文件進行實體審查,王有銀發明了“組合訴訟”的方法。組合訴訟,就是“分開起訴”,即分別狀告發改委、規劃局或國土資源局。

        用“組合訴訟”的方式,王有銀在江蘇打過一場官司。針對發改委的一份“前期”文件,他代當事人將發改委起訴到法院。按照規定,用“前期”文件代替正式文件是違法的。雖然文件上寫著“前期”兩個字,但發改委堅稱文件沒有錯。法官采納了發改委關于“王有銀的當事人‘對文件理解有誤’,把‘前期’文件當作正式文件”的觀點而判決其敗訴。

       把這份關于有“前期”二字記載的判決書作為證據,王有銀代當事人以該部門“依據‘前期’文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都違法”為由起訴了當地規劃局。

       官司打到這里,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案件開庭時,大批政府工作人員坐在旁聽席上。最終,政府部門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案件以調解方式解決。

       由于專業且傾情投入,王有銀團隊往往能在政府行為中發現薄弱點。他們從這個點入手,讓政府部門意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之處,促使政府盡快與老百姓通過溝通解決問題。

       “我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項目打得趴下,而是維護老百姓的合理訴求。”王有銀如是說。

王有銀團隊的理念是,只保護合法利益,不為當事人謀求非法利益提供服務。


        “總得有人為弱勢群體代言”

        “農民也有尊嚴,農民也有財產權利。”出生在農村的王有銀,對農民的無助感同身受,對“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這句話的含義有深刻理解。

        站在農民的角度,王有銀思考過一個問題。按照法律規定,我國的土地分“城市國有”和“農民集體所有”兩種性質。集體所有,意味著土地是以一個村集體為單位的農民共有資產。但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低價征收集體土地后高價轉讓”的現象。

        王有銀接觸的一起個案,給農民的對價是每人每月25斤大米。透過大量個案,他發現征地拆遷矛盾的總根源在于“農民得到的補償過低”。他給出的出路是“讓農民把土地高價轉讓,政府通過向農民收稅的方式獲利”。因為“地價越高,稅收越高”,這樣做既符合“稅收法定”原則,又符合國家發展趨勢。

        基于在征地拆遷糾紛中“老百姓常常是弱勢一方”的認知,王有銀團隊做出“只為被拆遷人維權”的承諾并在網上公開發布。他們這樣做,來自一份把這件事“做到底”的堅持。

        “哪天沒有強拆了,我就轉行或者退休,但不會干到中途就去為政府提供服務。”王有銀笑著說。其實,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征地拆遷矛盾在我國成為歷史尚需時日。

         事實上,在王有銀進入征地拆遷法律服務領域的10年時間里,隨著房屋和土地的征收數量爆發式增長,矛盾糾紛增長呈井噴狀態。與此同時,隨著民眾法律服務需求大量增加,進入這一領域的律師也越來越多。

       “老百姓的需求多了,律師應當更專業。”這是王有銀對自己團隊提出的要求。

        2013年1月,王有銀團隊接受1102名農村百姓的委托代他們維權。

        這起日后被稱為“宋家灘案”的當事人來自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

        在1102名當事人所在的中西部地區,老百姓遇到不服氣的事情時,傳統的做法是組織一批人去鬧。一些難以解決的事情,常常成為不穩定的隱患。“宋家灘案”事關一個村莊所建市場的拆除,不僅涉及人數多,而且矛盾比較尖銳。

       受理案件后,王有銀一方面引導當事人放棄“圍攻政府機關”等非理性維權方式,另一方面運用策略一次性把省市區三級政府作為被告提起14起行政訴訟案,并積極與政府及法院進行溝通。令他欣慰的是,當地政府官員接受了律師的觀點,民眾也聽取了他們“理性維權”的建議。

       最終,14起案件5勝9敗,1102名當事人通過法律途徑獲得合理補償。

       據王有銀介紹,“宋家灘案”是當地第一次通過法律手段化解的群體性事件,最終的結果是“各方共贏”。“政府了結了一個群體性事件隱患,法院案結事了,村民也安居樂業了。”王有銀說。

       這場因為強拆引發激烈官民沖突的事件在法律軌道上圓滿落幕后,《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宋家灘案的法律價值》的時評予以肯定。

       王有銀團隊為弱勢群體代言,既體現在對個案提供專業化服務上,也體現在推動制度建設和進步方面。

       溫家寶總理在任期間,曾力主《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制定。在此背景下,圣運律所和中國政法大學一道推出一個民間版本。在與之相關的一次研討會上,參會專家既有學者,也有政府官員。王有銀發現,大家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發表看法,唯獨“沒有人為農民代言”。

        “在進行與土地有關的立法的時候,不能是所有人都站在其他立場上發表意見,而農民作為最重要的群體卻沒人代言。”王有銀說。于是,無論是在研討會上還是在“民間版本”的條例起草過程中,他都堅定地“為農民代言”。

       在王有銀團隊為弱勢群體代言的同時,對方也給予他們傾力支持。

       基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把律師代理案件看作“挑事兒”的觀念,征地拆遷律師這一職業充滿風險。近幾年來,律師被打事件中的受害者幾乎都是代理征地拆遷案件的律師。

       在上述背景下,王有銀團隊在代理案件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困難,被跟蹤、被恐嚇、被一些基層拆遷官員非理性對待的事情都發生過。與此同時,當事人也會傾盡全力保護律師的安全。

       王有銀對自己第一次去福州代理案件的情景記憶猶新。案件開庭時,上百名旁聽者“黑壓壓一片”坐滿了一座大法庭。很多人沒有座位,一直站著聽。法庭休庭時,旁聽席上的掌聲響成一片。

       庭審結束后,由于大法庭的打印機出現問題,王有銀需要跟著法官去行政庭辦公室打印并核對筆錄。他在那里等著書記員打印筆錄的時候,法警負責人來到他面前說:“王律師,你能讓他們先走嗎?他們都在院子里等著你呢。”

       除了自己的當事人,王有銀并不認識那些旁聽者。他便讓當事人去勸說旁聽者離開。當他核完筆錄走出法院辦公樓后,被眼前的景象感動了:“當事人和旁聽者在院子里站成兩行,又一次鼓起掌來。他們說,你安全了,我們就放心了。

       “老百姓遭遇不公,是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也是律師存在的價值。”善于從另外一個視角看問題的王有銀如是說。